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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然我的書法無法登大雅之堂，可是對書法藝術還是〝雖不能至，然心嚮往之〞。 所以去年十一月，我到西安作兩天短暫的自由行時，還是在繁忙的行程中，擠出了一點點時間去造訪〝碑林〞，為的是瞻仰秦代小篆的《嶧山碑》; 漢代隸書的《曹全碑》; 王羲之的《大唐三藏聖教碑》; 顏真卿的《唐多寶塔感應碑》; 柳公權的《唐玄宗秘塔碑》; 張旭的《判千家字文》等等。沒想到到了碑林之後，卻邂逅到一座仰慕已久，但是並不以書法藝術聞名的石碑，那就是照片裡所示的「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」。
在耶穌殉難之後的最初三百年，基督教組織裡存在了許多持不同教理的派別，對於教義裡的許多細節有相當不同的見解。譬如說，比較極端的有類似佛教密宗的派別，稱為 Gnostic。 不過，此時基督教的社會與政治地位偏低，一般而言，教會並無力對見解不同的教會或個人，採取壓抑或制裁的行動，只能從事口頭與書面的討伐，所以教理上百花齊放的情況，延續了好一陣子。 這個情況，在西元 312 年羅馬君士坦丁大帝 (Constantine I) 接受基督教，,並贏得內戰、取得皇權之後，有了重大的改變。 基督教逐漸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，各地教會也開始握有大量政治、社會、和經濟資源，因此排除異己的行動能力大增。 隨之，各教會派別之間的教理爭執，漸趨白熱化。 君士坦丁大帝為此，而於西元 325 年在今天土耳其西北部的 Nicea ，召開了第一次主教大會 ，史稱「Council of Nicea」，希望藉此統一教理。 當時最重要的教理爭議，是耶穌與上帝在神學理論上的關係。 因為基督教承襲了猶太教的一神論傳統，因而對可能存在兩位神的情況，有相當大的不安，亟須解決。 在此次主教大會裡，持「三一論」(聖父、聖子、聖靈,三位一體) 的羅馬地區教會取得勝利。從此之後，「三一論」成為正統。 不持「三一論」的派別，被視為異端邪說，遭到壓抑而逐漸痿縮，不過並沒有完全消失，至今仍然有一些基督教派別，是不持「三一論」的。
第一次主教大會，並沒有解決所有的主要教理爭議。 大約一百多年後，又爆發了另外一場爭議。 這一次爭議的主題，是有關於耶穌神性與人性之間的互相結合與協調，「神性與人性一元論」的勢力居於上風。在羅馬帝國東部、當今敘利亞一帶的「東方亞述教會」，被其它教會指控對「神性與人性一元論」的支持不夠積極，而有傾向於「神性與人性二元論」的嫌疑，因而加以壓迫。 東方亞述教會因此在西元 431 年脫離主流教會，並且向東遷移避難。 隨後，他們到達波斯，受到波斯王室的保護，而於當地高度發展，並於站穩腳跟之後進一步派人繼續東進，至中國和印度宣教。
東方亞述教會的宣教士，可能在南、北朝時期 就已經進入中國。 可是高可見度的宣教行動，則要等到唐朝平定天下之後。 唐太宗貞觀九年(西元635年) ，東方亞述教會的宣教團到達長安，受到唐朝皇室的歡迎和保護，由宰相房玄齡親自接待，許多朝臣都參加宣道活動，唐太宗還曾經親自接見宣教團。 他們起初被稱為「波斯經教」，後來才改稱「大秦景教」。「波斯」改稱「大秦」是想歸宗於羅馬。而「景」則是「經」的諧音，有「光明」的含意。
大秦景教在唐朝數代皇帝的庇護之下，在中國發展開來。 雖然信徒以西來移民為主，還是對漢人影響不小。例如平定安史之亂的唐朝名將郭子儀，就和景教徒過往密切。而他帳下的一位景教徒幕僚，則對平定安史之亂居功甚偉。 景教在中國的宣教足跡相當遼闊，譬如說，西元 1940 年至 1984 年，福建沿海的泉州，就陸續出土了不少景教的遺址和遺物。 在以人力與獸力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，從敘利亞跋涉到泉州，宣教的原動力相當令人欽佩!
「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」 立於西元 781 年，距離宣教團初抵長安，已經有一百五十年。 如今它在西安碑林，默默地訴說著一千四百年以前，基督教初到中國的古老軼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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